我们互看，我们互诉黑暗
| 作家与他们的爱侣 |
保罗·策兰、英格褒·巴赫曼与吉瑟尔·策兰
《心的岁月——策兰、巴赫曼书信集》
2013年7月出版
1948年5月16日，逃亡维也纳的保罗·策兰认识了比他小六岁的奥地利人英格褒·巴赫曼，他们一见钟情，从此相爱一生却未成眷属，互诉爱情同时也互诉黑暗。
在策兰的诗歌中，有一首广为传诵爱情诗——《花冠》，就是他写给其情人巴赫曼的。英格褒·巴赫曼，奥地利最重要的德语女作家，早在1953年，年仅27岁的巴赫曼成为德语文坛上升起的一颗新星，她第一部诗集《延期支付的时间》获得德国重要文学奖——四七社文学奖。
由于策兰是来自罗马尼亚的犹太难民，不能滞留在盟军管制下的奥地利，只能流亡法国。这个表面的原因造成了他们事实上的分离。由于巴赫曼的父亲曾经参加过纳粹军队，而策兰身为犹太人，并且他的父母为纳粹军队迫害致死，这使得他们之间的关系在心理上被蒙上暧昧但又不可逾越的阴影。
1949年6月24日，他们身分两地，心却在热恋中。巴赫曼要去巴黎，她给策兰写信说：“八月中旬我将去巴黎，只有几天。别问我为什么，为了谁，但是，你要在那里等我，给我一个晚上，或者两个三个……带我去塞纳河畔，我们将长久地注视，直到我俩变成一对小鱼，并重新认识对方。”
策兰陷入沉默之中，他对巴赫曼说他承受着更为久远的黑暗。策兰的绝望是如此之深，而巴赫曼也迟迟没有动身去巴黎。爱，却无法造成一条船。
保罗·策兰与夫人吉瑟尔·策兰
1952年，策兰与版画家吉瑟尔在巴黎结婚，并生有一子。这样，他们的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在信中，巴赫曼多次对策兰说，要他肩负起丈夫和父亲的责任，并保持适当的距离。
1970年4月20日，策兰突然离世，其时巴赫曼正在写作她的长篇小说《马利纳》，随即她在手稿中添加了如下一句话：“我的生命已经到了尽头，因为他已经在强迫运送的途中淹死，他是我的生命。我爱他胜过爱我自己的生命。”正如1949年她给策兰的信中写道的那样：“我曾经爱过你，至今依然如此，完全没有变，在一个平原，那里曾是‘栗树的对岸’（语出策兰诗歌《那边》）。”
策兰归于水，巴赫曼归于火。在策兰自杀三年后，巴赫曼葬身于罗马的一场大火。而更为宿命的事实是，策兰竟然写过一首叫《水与火》的诗，诗中这样写道：“黑夜明亮，/黑夜明亮，发明了我们的心，/黑夜明亮！”
文字节选自育邦新浪博客《死亡赋格：保罗·策兰》
萨特和西蒙娜·波伏瓦
萨特和波伏娃
一九八零年四月，萨特去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我非常爱你，我的小海狸”（波伏娃昵称），虽然漫长的一生中他从未停止过风流；六年后依然是四月，波伏娃追随萨特而去，下葬时手上戴着美国情人送给她的戒指。即便在另一个世界，波伏娃也要践行生前和萨特立下的契约——各自保持爱情的独立和自由，各自拥有爱其他异性的权利。
萨特和波伏娃
这个契约产生于一九二九年，当时萨特二十四岁，波伏娃二十一岁。那年萨特拿了法国中学哲学教师资格考试的第一名，波伏娃考得第二名，他们很自然的成了情侣。某个午后，看完一场电影，萨特心血来潮的说：“我们签一个协议吧，成为不必结婚的伴侣，真诚相爱的同时又保持各自的独立……”波伏娃竟欣然同意了，两年后，他们签署了另外一个协议——双方不应互相欺骗和隐瞒。
萨特和波伏娃
萨特曾在给波伏娃的信中写道：“几个月来所有这些以她们的爱来烦恼我的人，没有一个是在生理上真正让我愉快的和在感情上能够彼此交流的。”
他还说：“只有你可以给我一个鲜活的印象，你是我的眼、我的心，我的精灵，我的生命的保障，我的意识，我的源泉！”
略萨和妻子帕特里西娅
略萨和妻子帕特里西娅
1954年，18岁的略萨正在利马一所大学攻读文学和法律专业，而胡利娅姨妈正好来利马度假，她的美貌引来了不少登徒子，胡利娅只得请“小朋友”略萨陪她看电影、散步，两人之间逐渐产生了感情，爱得如痴如醉。他们终于冲破了世俗的阻挠，勇敢地走到了一起。
不久，胡利娅便发现略萨和她15岁的外甥女帕特里西娅经常眉来眼去，非常生气。后来，略萨就给妻子写信：“是的，我爱上了帕特里西娅，而且我知道这对你来说也不是新闻。无论你使用什么武器，也拦不住我对她的爱。我惟一要求你的，就是放弃这早已经凋谢的婚姻。”
略萨和妻子帕特里西娅
最后，胡利娅同意离婚。当略萨同帕特里西娅结婚遇到麻烦，需要一份玻利维亚的出生证时，胡利娅还帮助办理，并附信对他俩表示良好的祝愿。
阿赫玛托娃和古米廖夫
阿赫玛托娃、古米廖夫和他们的儿子列夫
阿赫玛托娃与古米廖夫曾经是俄罗斯文坛伉俪。二人都是俄罗斯最杰出的诗人。古米廖夫是阿克梅诗歌流派（Акмеизм）的创始人。
古米廖夫与阿赫玛托娃在一个圣诞节前夕相识，当时阿赫玛托娃14岁，是典型的俄罗斯美少女。阿赫玛托娃漂亮，古米廖夫英俊，他们都出身名门望族，可谓门当户对。但他们的情路并不平坦，古米廖夫为娶阿赫玛托娃而四次自杀未遂，非此女不娶，阿赫玛托娃终被感动。
1910年，古米廖夫与阿赫玛托娃在距基辅不远的第聂泊河畔尼科利斯克镇上的尼古拉耶夫教堂成婚。对于两位诗人来说，爱情很美好，古米廖夫追求阿赫玛托娃长达6年之久。但婚姻对他们来讲却是爱情的坟墓，他们的婚姻之路步履艰难。当古米廖夫占有了有血有肉的女人，爱的热情渐渐冷冷却。古米廖夫在诗中写道：“倘爱的呻吟转变为折磨的呻吟，那么我们的亲吻将沾满了鮮血。”
古米廖夫在人世中喜欢的三件事：聆听晚祷的歌曲，欣赏白色的孔雀和观看磨损的阿美利加地图。他不喜欢孩子的哭泣，不喜欢马林果泡的茶和女人的歇斯底里。而他的孩子哭泣，他的妻子会歇斯底里。
古米廖夫想逃离家庭，他到外面寻找感情慰藉，从阿赫玛托娃一方来说，她要确信自己是一个不受约束的自由女性。他们在诗人与幸福之间选择都选择了作诗人，最终只能是分道扬镳。
——文字节选自新浪博客《尚峰码字室》
列夫·托尔斯泰和妻子索菲亚
托尔斯泰和妻子索菲亚
“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我实在是无法再这样下去了，三个星期以来,我每天都在暗下决心:今天,我要把心思吐露出来,可是总也没敢启齿,每次心里都带着同样的忧伤、同样的遗憾、同样的恐惧离开您家……请您坦率地告诉我,您愿意成为我的妻子吗?不过,请您在内心深处真的敢于这么做时再答应我。如果您办不到,如果您心存丝毫疑虑,那就请您回答我个‘不’字。请您看在上帝的份上,好好地想一想!如果您说‘不’,那对我将是个可怕的打击,但我已有此思想准备,并将从自身寻找力量度过难关。如果成为您的丈夫而又不能像我爱您那样地得到您的爱,那将是更加悲惨可怕的。”
——列夫·托尔斯泰给索菲娅的求婚信
刚结婚时，18岁的索菲亚爱好文学艺术，对精神生活和艺术有强烈的渴望。面对已经成名的丈夫，她不无迷茫：“托尔斯泰一切都胜过我……我希望尽量从知识上靠近他，把自己提高到他的高度，至少距离不太远，以便了解他。”随着家庭成员增多，开支也越来越大，而这个贵族之家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富有，要靠版税来支撑，不时以马铃薯待客。
文豪丈夫把心思全部都投进了文学创作，所有家务和庄园事务都由索菲亚一力承担。她每天从早到晚忙个不停，管教越来越多的孩子，组织马夫、厨子、仆人等20多个下人的工作、生活，为丈夫缝制衣服。托尔斯泰看上去是那样忙碌，索菲亚仍然渴望走进丈夫的世界。每天晚上，她都会去取丈夫白天写下的草稿，抄写清楚后再送回去。有些句子托尔斯泰只写开头一两个字母，索菲亚就知道整个句子的意思，给他完整地补写到原稿纸上。次日早晨他再次增删修改，往往又增加了数页纸，午饭后她再取过来，重新誊抄一次。
托尔斯泰和妻子索菲亚，1910年9月23日
有一年，托尔斯泰病倒，一连数月在死亡边缘徘徊。当局准备等他一去世，就取走他的手稿。密探已在他的住宅周围窥伺。索菲亚一边照料丈夫，一边安顿好孩子们，一边设法将手稿转移，还要对付不速之客。周围人无不惊叹于她的能干，然而托尔斯泰说：“太聪明是可憎的。”
“咱俩从儿时起，走的就不是一条道。你热爱乡村，热爱百姓，热爱农民的孩子，但你却忽视了你自己的子女。你喜欢那种原始的生活，可你却娶了我，这与你所喜爱的生活格格不入，我是一个城里人。”
——索菲娅给托尔斯泰的信
被无数的悲剧弄得精疲力竭的列夫·托尔斯泰，在82岁高龄时，感到沮丧失望，给索菲娅留下一封诀别信后，就悄悄地离去了。1910年11月20日凌晨，伟大的托尔斯泰溘然长逝。
索菲亚逝世前说：“我跟列夫·托尔斯泰共同生活了48年，但我不知道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她只知道，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只有当他在创作的时候才是伟大的，一旦离开了笔杆，就与常人无异：“当我意识到我在服侍一个伟人的时候，我就有力量承受一切。”
纳博科夫和妻子薇拉
纳博科夫和妻子薇拉
1923年春天的一个夜晚，德国柏林侨民募捐假面晚会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和作家纳博科夫搭档的是一个戴黑色狼面具的女孩。女孩一边跳舞，一边娓娓评述着他的作品。这个神秘女孩是大名鼎鼎的出版商谢伊·斯洛尼姆的女儿薇拉。
纳博科夫被她深深迷住。三个星期后，他专门发表了一首诗，纪念与她相识的那一晚。他还调查到她的姓名和地址，大胆地给她写信。
纳博科夫给薇拉的信
给薇拉的信中妙语连珠：
“如何才能向你言明，我的欢乐、我的珍宝、我的极乐。我是如何完完全全地属于你——伴随着我的回忆，我的诗，我的脉动以及内心的震颤。”
再次见面时，纳博科夫却失望了。他发现，薇拉有极强的控制欲。就在纳博科夫决定摆脱这段情感时，薇拉提着行李出现在他的住处。没等纳博科夫开口，她就掏出一把枪，说如果他不接受她，她就没了去处。原来，薇拉为爱出逃，和父亲闹翻了。纳博科夫接受了薇拉。婚后，薇拉当起纳博科夫的秘书和经纪人：不停地给他敲出书稿，代他和别人通信。为了防止“坏人”靠近纳博科夫，薇拉对丈夫实施了严格的“管理”，还监督他的日常生活。看着朋友相继离去，纳博科夫痛苦不堪。为了宣泄不满，他把小说中的妻子们描绘成只会把美好事物扼杀在萌芽中的恶魔。
纳博科夫和妻子薇拉
《洛丽塔》完成后，纳博科夫几次以“这是一个肮脏的精灵”为由要焚烧掉书稿。薇拉抢回书稿，瞒着纳博科夫联系了出版商。“不是薇拉的执著，读者不可能看到这部惊世骇俗的著作。”
1977年的一个早晨，薇拉像往常一样叫纳博科夫吃早饭，发现丈夫已经离她而去。她伤心地对儿子说：“我们去租一架飞机掉下来吧。”对她来说，失去了纳博科夫的人生也像是终结了。1991年4月,薇拉追随纳博科夫而去。她留下遗嘱，要把骨灰加入到纳博科夫的骨灰中。纳博科夫墓碑上的字变成了“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和薇拉·纳博科夫”。至此,死亡把他们完满地拼合，实现了纳博科夫的遗愿：薇拉必须在场。
纳博科夫在写给薇拉的第二封信中说：“你来到我的生活中，不是来拜访的，而是走进了一个王国，这里的每一条河流都在等待你的倒影，每一条路都在等待你的踏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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